河南“被紅碼”事件始末：此舉被指違法 多方回應無明確結果   

繼多家媒體報道河南村鎮銀行的儲戶被賦紅碼后，6月15日，多名鄭州的業主也反映自己的“豫康碼”莫名變“紅”。明明核酸顯示陰性，但卻被列為“正在實施集中或居家隔離醫學觀察的入境人員”，甚至連家里人也精準“中招”。

媒體調查發現，和此前披露的銀行儲戶一樣，這些反映被賦紅碼的業主也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多是河南鄭州一些停工樓盤的業主。因為購房糾紛、項目資金等問題，業主們幾次和開發商、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協商未果。

維權受阻！儲戶被無故賦紅碼 購房業主也精準“中招”

6月13日，星球商業評論公眾號發布雖遠必“朱”一文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文中指出家住湖南婁底的艾女士想去河南取回她存在幾家村鎮銀行的錢。6月11日，她做好了核酸，又在豫事辦和鄭好辦上提前報備了自己的信息。第二天一早，她搭上了G84次高鐵。大家都知道，今年4月，河南幾家村鎮銀行的儲戶們突然取現困難，隨后監管層通報這幾家銀行的股東涉嫌勾結內外，非法攬儲。涉及40萬儲戶、400多億存款的案子里，有艾女士的30多萬。艾女士到鄭州入住酒店沒多久，警察叔叔和防疫人員就敲開了她的門，在登記了她的信息后，大伙很熱情地問艾女士：來鄭州干什么？艾女士如實告知自己是來取錢的。沒過多久，下樓吃飯的艾女士發現，自己的健康碼，紅了。

隨著事件的發酵，反映該情況的越來越多，層出不窮。

第二種情況，有的“人在家中坐，紅碼天上來”，一位家住北京的儲戶也表示，幾日前有人將鄭州站擺放的到訪登記二維碼拍照發到了微信群里，他在出發去鄭州前掃碼登記了防疫信息，隨后顯示為“紅碼”，賦碼原因也為“入境人員”。但他的北京健康寶一直為“綠碼”，行程卡上也僅顯示北京。

第三種情況，在6月12日當晚自駕車到達鄭州的，高速口掃碼后，健康碼綠碼變成紅碼，不被允許下高速。同日晚，乘高鐵到達鄭州的，高鐵站掃碼后，健康碼綠碼變為紅碼，不允許出站，部分被遣返；不愿意被遣返的，被拉到八個指定的集中隔離點隔離14天，隔離費用自理。這八個指定隔離點是鄭州市財貿學校、青龍山莊、鄭州金水區大河村委會，以及集中管控的幾個小賓館。 “其他地方一律不讓住。”多位相關人士反映給媒體。

這些儲戶被賦紅碼的原因，與新冠疫情本無關聯，僅僅因為他們是河南村鎮銀行取款難的受害人，部分儲戶到河南的原因是想在6月13日到監管機關、辦案機關、相關村鎮銀行了解最新進展，從而觸及了當地的維穩行動，有警察告訴儲戶應“合法維權、不要聚集”。

誰負責賦碼轉碼？權限在省級疫情防控 轉綠碼要寫保證書

關于儲戶被賦紅碼事件曝出以來，官方曾多次回應。

鄭州市12345熱線13日晚回應南都記者稱：目前沒有接到“外地來鄭州一律赴紅碼”通知，如果被賦“紅碼”，建議先聯系信息排查專班了解賦碼原因。目前低風險地區來鄭州只需要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出示行程碼和健康碼。在6月14日上午回應一位儲戶的轉碼請求時稱，“像您這個村鎮銀行的問題，我們這邊已經接到了很多市民的電話，我們這邊是沒辦法解決的，我們不太清楚是哪個部門進行的賦碼，如果有問題可以直接到國務院平臺投訴。”

14日，天目新聞記者采訪了鄭州市12345工作人員，回復稱，今天已接到多個來電反映未出行或者無緣由被河南省賦紅碼的情況。對于“紅碼”是否僅針對儲戶，工作人員表示具體情況并不了解，但經過查證是因大數據信息庫出現了一些問題，現在已將該情況上報政府，正在積極改進中，“建議進行后續的關注”。此外，12345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河南省賦紅碼的情況，是省級單位進行處理的。建議可以嘗試向社區咨詢，但據其接到的通知是目前社區也無法處理。如果是鄭州市的紅碼，我們可以進行受理。”

14日上午，天目新聞記者也聯系到河南省委宣傳部，值班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對于該情況并不清楚，需要向領導匯報后再回復。

14日16時許，河南省衛健委值班室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從13日開始該省衛健委及12345政務服務熱線接到多個“外地來豫儲戶被賦紅碼”的投訴。接到投訴后，省衛健委昨日已將投訴反饋至相關部門，目前正在調查核實中。至于這些儲戶為何被賦紅碼以及調查核實的進展等，該工作人員表示暫不了解。

有記者多次致電鄭州大數據管理局，官網電話未能接通。鄭州大數據管理局回應其他媒體稱，此種情況屬于鄭州疫情防控指揮部負責。工作人員表示，鄭州疫情防控指揮部下面有一個社會防控部，是健康碼管理的直接機構，制定賦碼的規則，賦碼、解碼由該部門負責。

15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嘗試聯系河南省及鄭州市的多家相關部門單位咨詢究竟由誰負責賦碼轉碼？得到的答復為：賦碼轉碼權限屬于省級疫情防控指揮部。

下午6時，記者撥通了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電話。對方表示，該值班室屬于綜合值班室，由工作專班的不同人員輪轉值班，由于其為河南省衛生健康委工作人員，只能回答與衛生系統相關的問題，對賦碼轉碼的情況不太清楚。

一位地方疫情防控指揮部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賦碼轉碼的流程極為嚴格，其所在省的權限在省大數據管理部門，下轄市縣區只有審核上報的權限。“在沒有暴發疫情，沒有中高風險地區的情況下，省平臺基本不會允許大規模賦碼。”該官員說。

據該官員介紹，轉碼流程也同樣嚴格。如果出現誤賦碼的現象，當事人或可通過線上平臺進行反饋，或可向所在地社區反映。后者需要由所在地的社區人員進行摸排核實，由當地疫情防控指揮部統一收集蓋章。但無論何種途徑，最后都需要報送省平臺進行轉綠碼。

而關于部分停工樓盤業主被賦紅碼這件事，轉綠碼則需寫保證書。

業主蘇小姐對澎湃新聞說，自己發現被“紅碼”之后打過鄭州12345熱線詢問原因，但工作人員當時給出的答復是，他們也不清楚具體是哪個部門給賦的紅碼，要等相關部門落實核查之后才知道原因。工作人員稱，蘇小姐可以向社區申請，會有專人處理為其轉為綠碼。同時她告訴記者，和她有相同遭遇的部分業主則在提出申請改綠碼時，被社區要求本人先簽署這份類似內容的保證書，在寫完了保證書之后才能改回綠碼。

此舉被指違法傷害政府公信力 央媒：不管誰授意的 應嚴查

眾所周知，健康碼因為疫情而誕生，應只能用于防疫。疫情之初，國務院在2020年2月發布《關于依法科學精準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推廣個人健康碼等信息平臺，各省市紛紛上線自己的健康碼。隨后，為實現各地區健康碼互信互認，國家政務服務平臺很快推出“防疫信息碼”。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錫鋅告訴南都記者，健康碼是以個人信息的處理為基礎，結合大數據對于個人疫情傳播風險的評級和畫像，唯一正當化的使用理由就是為了進行傳染病疫情的風險管理。

“如果將健康碼的防疫目的拓展到其他方面，甚至演變成‘社會維穩碼’，首先違背了健康碼本身目的的正當性，也違反法律規定。其次，在賦碼過程中人為干預系統添加一些無關因素，屬于簡單粗暴的濫用行政權力行為。而且擅自將健康碼移作他用，不僅對健康碼的數據系統造成影響，還會對整個健康碼系統的公信力形成沖擊。”王錫鋅說。

對外經貿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也表示，“賦碼”其實是一種行政行為，因為健康碼的顏色決定了公民的行為自由。只有新冠疫情具有超強傳播性和致命性的情況下，這種基于防疫的健康碼使用才有一定正當性。

“健康碼當然不能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如果將健康碼用于維穩，這顯然是嚴重違法的，構成了行政權濫用，這種行為也違反了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合法、正當、必要和誠信原則。” 許可說道。

在許可看來，如果將健康碼用于防疫之外的其他目的，將會造成雙重損害——防疫工具被不當利用，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將會受到嚴重削弱；同時，將健康碼用于其他目的也違背了法治的基本原則。

此外，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并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與服務暫行辦法》第二十四條也明確，加強個人隱私保護，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京衡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晶晶表示，為了對個體健康情況精準畫像，健康碼需要采集匯聚醫院、社區、工作單位及公共交通等不同來源的個人信息數據，這一行政行為就涉及公民個人信息保護問題。

“賦予健康碼的行為，其實也是處理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個人信息處理者只能對個人信息實施符合初始目的的相應的處理活動，不得從事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信息處理。”鄭晶晶表示，若并非以疫情防控為目的而進行健康碼數據的加工分析，就構成了違法，而在行政機關為主體的情景中，則構成了行政違法。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勞東燕認為，濫用健康碼的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第一是嚴重破壞防疫大局，把沒有疫情風險的人關到隔離點，浪費有限的醫療資源和財務資源。第二是嚴重破壞政府的公信力，在眼下疫情吃緊的關頭，大家都很配合，如果個別地方部門這么使用健康碼的話，民眾就不太可能對政府防疫具有信心。”

面對隨意賦“紅碼”這樣的荒唐事，網友們紛紛表示：這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激化矛盾；這不是“聰明能干”，而是典型的懶政。更有網友質疑，這就是以“疫情防控”之名，行“處理維權”之實，是誰給了地方賦予儲戶“紅碼”的權力呢？光明網評論道，法無授權不可為。 給維權儲戶賦紅碼這種“創新”造成了范圍更廣的破壞，高度動搖了公眾對于公權力的信任。一旦“紅碼”被用于防疫之外，大家還會相信“紅碼”嗎？隨意賦“紅碼”，歸根結底，是法治意識的缺失。 不管是哪個部門、哪些人授意這么干的，都應被嚴肅追究責任。 要想防止大數據管理權被濫用，就要對公共部門的管理和公民個人隱私的使用有合法性約束，真正做到“一碼歸一碼”。

違規工作人員需承擔哪些法律責任？個人可以如何維權？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若有失職、瀆職行為，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勞東燕告訴南都記者，如果健康碼賦紅碼的權力屬于衛生行政部門，那么違規“賦紅碼”的行為可能涉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條以及《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衛生行政部門的相關人員與其他決策人員，還可能涉嫌刑法上的濫用職權罪。

“如果這種濫用職權進一步造成重大損失，就會涉嫌犯罪。”她表示，在違規健康碼“賦紅碼”的情形中，如果認定存在重大損失，可能屬于司法解釋提到的“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損失的情形”。

“比如說，違規‘賦紅碼’之后，許多人可能會被關在方艙或賓館，他們的行動自由受到了限制，防疫資源也受到無謂的消耗。對于這種行為，可以向監察委員會舉報，我認為應該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員。”她說道。

對于因防疫之外原因“賦紅碼”的公民，對外經貿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認為，公民有權要求“賦碼”機關做出解釋，并要求人工干預，解除紅碼。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第七十條，個人信息處理者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侵害眾多個人的權益的，人民檢察院、法律規定的消費者組織和由國家網信部門確定的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南都記者還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與服務暫行辦法》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發現違規違法收集、利用、公開個人信息的行為，可以及時向網信、公安部門舉報。有關部門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和相關規定，及時處置違規違法行為，涉及犯罪的公安機關要依法嚴厲打擊。